宋仁宗：赵祯

宋仁宗赵祯作为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宗”为庙号的皇帝，平生节俭爱民，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写到“仁宗在位，历年最久……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由此可见赵祯确实性情仁厚。赵祯的性格也延伸到了经济制度上，以“ 中庸之道 ”治理民生，对北宋政治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治理民生的中庸之道

宋仁宗施政初期基本做到稳定民生，只是在稳固财政方面 由于 “让利于民”而渐趋被动；中期力图通过新政来稳固财政，但在发展民生方面又陷入被动，还出现“与民争利”的苗头;末期为稳固帝国统治，不得不加大财政增收的举措，令施政初期稳定民生的效果随之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二、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

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是不系统的、散杂的，但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毫无起色。首先严谨盗铸，盗铸之所以屡禁不止，既是因为利益至大的缘故，也是和一些地域的特殊情况密不可分的，对于如何治理官员可谓费尽心机。例如针对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情况，以“见行当三大铜钱、大铁钱并当小铁钱之二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即计其数贴支”的作法，实现“盗铸乃止”的目的。对于关中 “行当十铁钱，盗铸不可计”的现象，官府的做法可谓毒辣之极。

为防止辽国等化铜铸兵器等做法，宋仁宗朝采取了严格的禁止铜钱外流的措施，严防铜钱流出境外。同时为维护铜钱独特货币地位，不断因时对铜币铸造进行更革，维护铜币地位的目的。

三、宋仁宗时期货币制度的弊端

在澶渊之盟后，宋代的政治经济进入一个平缓阶段，也是宋人所津津乐道的四圣百年时期。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宋仁宗时期政治多有兴革，对宋代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一些被后人所称道的祖宗家法因此而形成。所悖论的是，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却少有兴革，甚而还有倒退。

首先货币政策起伏不定，兴革勇气不足。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内市场基本形成，政治环境基本稳定的情形下，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工具，货币应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宋仁宗仍遵循固有思想，而不愿开铸铜钱，其原因则是唯恐铸钱利大，影响稳定。即使有所倡议，也主动性不强。苦于铁钱兴废不定之苦的民间却运用自己的智慧，促进了交子——世界最早的纸币产生。澶渊之盟后，无论是赠奉辽国之需，还是榷场经济需要，也或是国内经济所需，货币需求量的增多是必然的。但在这种形势下，仁宗朝却选择了错误的做法，一方面变相抑制铜钱的铸造和更新。另一方面出于财政需要，更革了币型，扩大了铁钱的适用范围，其三货币的区域性政策阻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仁宗时期，货币使用区域色彩明显，有铁钱使用区域，有铜钱使用区域，有铁钱铜钱混合使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货币使用也不全相同。货币的区域性政策通过限制流通区域，阻抑人员的往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言，却有百害而无一利。

四、宋仁宗时期货币政策对北宋中后期的影响

宋仁宗时期的货币政策对之后的影响是很大的，一定意义上讲，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使之后的北宋货币形势雪上加霜，甚而捉襟见肘。即如纸币交子而论，在陕西废罢后，引起极大不便，“访闻陕西自罢滥钱后，军民交易，尚为兼并之家不肯以省样铁钱与铜钱一般行使，亏损官私，深属不便。”但之后由于货币形势所逼，又在商州等陕西地带，恢复交子的使用。但由于受限于宋仁宗的货币观念，不仅纸币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铜币被铁币所取代的呼声甚嚣尘上，到宋徽宗时更是江河日下，以陕西为例“时议更陕西大铁钱，价与铜钱轻重等”，而官员赵遹却认为“铜重铁轻，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谁信之？以人夺天，虽厉其禁，终不可行也。”卷一百七《赵遹本传》语气和宋仁宗前述言语何其相似乃尔。

可见，宋仁宗为稳定民生与稳同财政终生躬行“仁政”，但是几经更革与禁止，也未能用好货币这一能撬动经济转型的杠杆。

（节选自《宋仁宗朝货币制度之法律考量》《“一孔之见”宋仁宗——从北宋中期铸币管窥国家经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