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又称对子钱、对书钱、符合钱或对品钱，是指同一钱监铸造的成对钱币。它一般以篆书字体的1枚为主，配以其他书体的另1枚。而两枚钱币除文字书体不同外，钱文内容、钱制大小、钱体厚薄、轮廓阔狭、穿孔大小、文字位置、字体大小、笔划粗细深浅、材质、制作风格等方面完全相同。这是大家公认的“对钱”定义。可是论起“对钱”的起源时，人们却往往只是把它简单地归结为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开元通宝”，认为这种“开元通宝”既是小平钱又是篆、隶两种书体而且在钱体文字等形制方面有些也符合其“定义”，所以它就是最早的对钱。

但其实真正的“对钱”始于宋“天圣元宝”，因为它不仅符合“对钱定义"的各种条件，而且自它产生直至南宋淳熙七年( 1180年）止，在宋朝形成了一个时间跨度长达157年几无间断的“对钱”铸造过程，而这百余年的历史也正是宋朝钱币文化及其书法等艺术水平的最高阶段。同时，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空前繁荣发达，这时宋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与夏、辽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国内也较为稳定，货币铸造技术和管理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制度，例如：规定铸造工序；铸钱时间的安排以及铸钱配料的比例和铜钱质量；以样钱验收新铸钱币等。因此，“对钱”在这时产生并能得以长足发展绝非偶然。但钱币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由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宋朝最高统治者一手控制的。所以，钱币以何种文化形式出现也就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而这又恰恰是宋钱书法艺术形式发生多次变化的主要原因。

天圣元宝篆书、楷书二体（公元1023年所铸）

宋仁宗赵祯即位时年幼，初由刘太后奉真宗遗诏垂帘听政。据《宋史·后妃上》记载：后天资聪慧好学，分析处置政务能力极强，称制11年中，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因此，从其才学方面分析诏铸“天圣元宝”篆、真两体对钱的原因,大致应有以下几方面:其一，自宋建立以来至仁宗历时63年间，由于从无铸过此种“对钱”形式，所以它不是简单的效仿或直接的继承。其二，改元天圣后，如果继承宋真宗旧法仍铸造文字单一的钱币，虽然能省去选定书体和铸造等方面许多麻烦，且有传统之说，名正言顺，但刘太后却没有这样去做，这说明她是想向世人表现其改元新意。其三，宋太宗所铸行一钱三体的形式从严肃的货币角度和单一的金属铸币角度去观察，似乎给人一种不必要的、华而不实的不稳定感。而这种感觉无论是对君主或是臣民都是非常敏感的，这也正是一钱三体形式的钱币只出太宗一朝的原因和不为刘太后所承铸的原因之一。其四，就宋真宗在位24年行用单一钱币形式而言，如果做为真宗皇后改真宗之法而承太宗之道，不仅于情理不通，且有失庄重，也不符封建伦理。其五，宋朝推广和普遍发展起来的楹联即“对联”、“对子”，是由诗词演变而成的，是要求字数相应对等的特殊文学形式，它的时代新颖性和字数对等的特殊性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也会使刘太后对选择钱币形式造成影响。

宋朝对钱上的书法，因有皇帝重视、喜欢，大臣、名士迎上所好的缘故，其不但变化丰富，且十分精彩。“相传北宋苏东坡曾书写过钱文、徽宗独擅瘦金书、高宗亦夙擅书翰，都有御书钱文传世，遂使钱文的书法艺术创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有人说北宋钱文的书法艺术是钱币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大概不错。

皇宋通宝篆书、隶书、楷书三体（公元1039-1054年所铸）

在宋朝100多年铸行“对钱”的历史上，“对钱”的书体改换了4次，而篆书体却自始至终没有被改换，充当了“对钱”中的主币。篆书自秦朝作为正字，淘汰通行于其他地区的异体而行使天下以来，普遍被用于著书立传、刻碑题记等重大事情的记录等方面，这是因为它不仅是真、行、草、隶诸书体中最古老的字体而且在艺术上还具有庄重、典雅之美。另外，又因为它在历史上一直被当作私章和各级官印的专用书体使用，因此在古代它曾是一种权力的代称。再就篆书结构特点来说其字形方圆合度，横平竖直，加之曲线布白均匀具有装饰性；还有篆书中许多字左右完全对称，这在其他书体中是没有的。楷书又称“真书”、“正楷”，是为了纠正草书的漫无标准和减省汉隶的撇磔而成，因字形方正、笔划平直，可作楷模，也是自汉末产生以来使用范围最广、频率最高的书体。篆、真两种书体的字形特点均是以典雅庄重著称，以规律性强，结构规范和法度严谨而闻名，这是隶、行各书体所不及的。因此，从篆和楷两种书体相比而言，篆书则具有较楷书更强的优越性和竞争力，它迎合了统治者在所处历史时期对特定应用对象的审美心理。事实上，在“尚意”的宋朝，篆书体被用作钱文也切实是文简意深的。正因为如此，才使它在150余年“对钱”的铸行过程中一直没被改换下来。

“对钱”书体的选择使用在宋代是被非常重视的，然而其书体的改变与否仍是由君主权臣的好恶、意趣来取决的。但这种取决形式已经失去了往昔的那种随意性，统一到了一个围绕货币形制为发展和丰富钱币形式的范围里。尽管如此.它仍然能在钱币上强烈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货币发展进程、艺术和审美层次以及浓厚的民族色彩。

（节选自《北宋对钱诸问题再探讨》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