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1949-1952年)

发表时间:2021-08-30

来源:岭南金融博物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的金融事业也展开了新的一页。

一、接管官僚资本金融业

以“四行一局一库”为主体的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形成了垄断体系,从资金上掌握了旧中国的经济命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的规定,人民政府对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进行了接管。为了做好接管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做了充分准备。在天津北平解放之前就组织力量,分别在天津郊外的胜芳和北平郊外的良乡进行集训,学习有关方针、政策,拟订具体接管步骤,同时研究了对银钱业以及金银、外汇等的管理办法。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要银行的总行均设在上海,所以上海接管工作的好坏对整个接管工作影响较大。为此,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前,有关领导机关又抽调一批干部,在江苏丹阳进行集训,以提高接管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熟悉接管对象的情况,并拟定接管工作的实施方案。

接管官僚资本银行的队伍随同解放大军进入城市,在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天津、北平、上海、汉口、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人员,在当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协助下,发动和团结原在官僚资本银行工作的进步职工和爱国高级职员,为做好接管工作作出了努力。

二、打破封锁、取消外资银行特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有的国际权利,并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国人民银行对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先后给予外资银行的一些特权采取措施,予以取缔或依法限制,从而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利益。

1950年3月至12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仁川登陆,美国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军事、经济封锁,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了反冻结的建议。由于中央及时采取了措施,当美国国务院于12月16日公布“冻结中朝资产条例”时,我们遭受的损失被减小到了最低限度,实际被冻结的在美资产只有约4250万美元,其中仅6.5%是银行头寸。

1950年12月28日,政务院针对美国政府冻结我国海外资产的政令,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决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不得破坏。(2)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此外,为了打破美国纠集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贸易封锁,中国人民银行做了一些重要的对外交往工作。1952年4月,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该会议的宗旨是反对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所采取的封锁和禁运政策。到会的有48个国家的471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发言和代表团举办的工农业建设成就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反响,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代表当即与我国签订了合同。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会议为我们打开对日本和英国贸易的突破提供了一个机会,南汉宸在会议间邀请的三位访华议员很快来华,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为数300万英镑的民间贸易协定。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与会的英国剑桥大学讲师杰克・佩瑞先生,在南汉宸的鼓励下,他回国后很快组成了一个“48家集团公司”,成为当时我国最早的贸易伙伴。在对日、英贸易开展起来之后,法、意、德、比、荷等国工商界人士和团体也纷纷访华以及与我国洽谈贸易。美国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政策遭遇失败。

三、对私营金融业的整顿和改造

中国的私营金融业对促进民族资本工商业发展曾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由于长年战争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存、放、汇业务难以正常经营,大多数私营行庄转向投机买卖。据天津、北平和沈阳的调查,在解放当地时,私营行庄的资金用于投机的占90%以上。投机活动造成了私营行庄的畸形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私营行庄包括分支机构共有1032家。在这些私营行庄中,许多大行庄已将资金抽逃到海外,较小的行庄则大多设立暗账,隐藏资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过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资金融通对经济运转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确定私营金融业的改造要比其他私营工商业先走一步。194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对私营金融业整顿监督、恢复业务的基础上,对私营行庄的资金加强了管理,引导它们用于支持工商业的贷款需要,限制私营行庄不正当的经营。1950年,在全国调整公私关系的统一安排下,为了解决社会上高利率逐渐消失后私营行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公私合营银行的典型示范,鼓励私营行庄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推动大行庄从合营走向联营,组织较小的行庄实行联营。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整顿行庄的指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在实际工作中,适当照顾了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影响,以及对在国外的公私银行的影响,淘汰了在17个城市中尚存的50家钱庄。根据不同的情况,对私营银行分别予以合并或淘汰。资产能抵负债的可并入合营银行,取消原名号;资产不能抵负债的予以淘汰;自愿停业的也可准许。对华侨商业银行、东亚银行、中兴银行3家侨资银行,仍然保留和继续营业。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银行,在其劳资双方酝酿成熟后,对原已合并的5个系统、60家行庄,首先对其进行人员整编,然后实行机构合并,于1952年12月1日成立了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组成新的联合董事会,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沄兼任董事长,董事会下设财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和研究室;这些银行在各省会所在地的机构,除被撤销的外,一律合并为公私合营银行的分行;其余的机构,除按当地需要适当保留的外,一律予以撤销;各行在海外的机构,仍然各自保留。合并或撤销后的多余职工约2万人,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整编,除留用、调用者外,其余视具体情况予以训练、转业或退休养老。国家对私营金融业进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得到了金融业广大职工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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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金融博物馆藏品:1953年公私合营银行西安分行支票

 

1952年12月,中国的私营金融业比其他私营工商业提前四年实现了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仅用三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信贷资金全部掌握在国家银行手中,切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与私营金融业的联系。这对于促进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建立新的保险体系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网络

1949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财经会议根据恢复国民经济的要求和各地区保险业务发展状况,作出了筹建全国性的国营保险公司的决定,并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筹建工作。同年9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讨论了如何发展新中国保险事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次会议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充分肯定,并批准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险公司。

1949年10月20日,新中国第一家保险企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成立,并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景沄兼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到1952年末,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各级机构有4416个,职工人数34000余人。

1952年,全国金融机构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外业务局合署办公,交通银行划归财政部领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改由财政部领导,精简撤销了农业合作银行,成立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这样,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银行管理体制口初步建立,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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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金融博物馆藏品: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有奖储蓄存单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2]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

[3]欧阳卫民:《岭南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岭南金融博物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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