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中的金融思想

发表时间:2021-04-29

来源:岭南金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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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组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图为1926年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毛泽东。

       1923年初,湖南农民运动开始兴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衡山县的岳北、白果一带就开始有农会组织的萌芽。从1925年开始,毛泽东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农民运动之中。先后在广州、武昌主持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出席过广东、湖南、湖北的农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毛泽东十分关心农民的经济利益,对农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剩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度日,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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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办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旧址

       湖南是当时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地区,有农民运动的基础,1925年,在韶山银田寺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1926年7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毛泽东参加了大会。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这次大会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40个决议案。在经济方面制定了有关地租、取缔高利贷田赋和农村合作社的政策。特别在金融方面有两项重要决定:一是《金融问题决议案》,二是《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金融问题决议案》针对旧政府币值混乱与农民受害情况提出,“中国币值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苦农民受影响极为深广”。为了使农民免受金融混乱之苦,决议明确规定“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取消元丝银”;“铜圆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需要”;“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元入境”,并且作出了统一银钱比价的规定。《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针对农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猖獗、农业生产衰落提出,农村经济枯竭,“在许多方面虽高利也没有钱可借,农村资本既如此贫乏,农民尤其是贫农的生产力,便因之大为减弱,肥料不足,人力不全,塘坝不修,农具不齐,因此秋收歉薄,影响经济极为重大,农业衰落、农民痛苦遂成为全国普遍现象”。“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利息借款给农民”,并“以省公有之地”,“如营产、官产、荒芜田地等,拨做农民银行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款项”。在《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互相利益的组织。贫苦的农民,为免除高利贷的盘剥,应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体的资本,集合的信用,以谋储蓄及借贷的便利。”

       1927年初,毛泽东在醴陵县向农民代表讲话时提出,醴陵要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1927年3月19日,毛泽东、陈克非、邓演达三人联名,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发表了《对农民宣言》,全面地阐述了农民的经济问题,明确提出在农民运动中应实行的金融政策,指出“贫农不仅无土地,而且无资本。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致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非有一具体政策,不能解决此资本缺乏问题”。毛泽东等人的这些论述,明确了农民的金融需求,对农民在经济斗争中创办自己的金融事业产生很大影响。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

 

责任编辑:岭南金融博物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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