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十三行商人:潘振承

发表时间:2021-02-27

来源:岭南金融博物馆

       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是粤商中最活跃的群体,18世纪是广州十三行行商经营商业的黄金年代。清廷的”一口通商”,让他们垄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

       这时的中国市场已经形成,西方国家先后发生工业革命带来各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促使新的世界市场也正在迅速发展。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广州独特的地理优势,使行商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清代中叶取得瞩目成就的商人集团。其中行商首领潘振承(又名潘启、潘文岩)是这一集团的杰出代表。

       经商之道

       潘振承(1714-1788),出生于福建漳州市的贫困农民家庭,从小过着“家无宿舂升斗贮”、“风飨露寝为饥躯”的日子。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解除福建人到南洋贸易的禁令。次年,十四岁的潘振承,为求生计,背井别乡,当上船工,闯荡江海,游走浪尖,曾随船到吕宋经商三次。之后,在广州陈姓洋行当帮工,因为对雇主忠诚、尽责而被器重,委以重任。约在1742年,雇主离去,他依靠微薄的积蓄接办商行。多年后,为怀念家乡的文圃山,商号更名为同文行。

       他创业之时,适逢乾隆盛世,社会相对稳定,全国性的市场已形成,而西方资本东进,寻求新的市场。清政府期望通过海上贸易增添国家税收和捐输。潘振承对这种商业发展的外部大环境变动有透彻的了解,以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勇于开拓,导致他能脱颖而出

       欧洲人在18世纪兴起饮茶的风气。18世纪中叶,西欧每年由中国进口的茶叶总量由最初的1万多担增至10万多担,到这个世纪末,又增至30万担,至鸦片战争前已达45万担。丝绸是传统中国出口商品,中国生产的丝绸质量高,颜色鲜艳,深受西方消费者的青睐,各国客商竞相向中国购买茶叶与丝绸。茶、丝是政府特批行垄断经营的出口商品,容易获利,而潘振承的同文行正是以经营茶、丝为主。潘振承笃守“诚为先、信为本”、“重言诺、重契约”,将此作为基本的营销理念。

       《粤海关志》记载,行商“承揽夷货,动辄数十万两,承保税晌,自数万两至十余万两不等,责成景重,非实在殷实诚信之一,不克胜任。”176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写道“他和我们在整个贸易过程中,他的作为都是诚实的。”

       在广州十三行商号中,同文行商业信用最高,致使宾客盈门。潘振承为了维护行号的信用,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质量低下或是运输过程致损的废茶都如数赔偿。货物的退赔,虽使他在经济上蒙受损失,但这种对商品实行终身服务的诚意,既保住了商户的信誉,又增添一笔巨大无形的诚信资产。

       同文行营销运作是突出顾客至上,与外国贸易客户建立互利、互动的诚信合作关系,最大限度去满足客户的需要,解决其困难。176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伦敦运来的毛织品,因来货数量过多,有些行商拒绝按过去的惯例承销货物的四分之一,而潘振承大度答应由他承销半数。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赞叹写道“承销如此大量的货物,是尊敬的雇主对我们的极大关照。”潘振承雪中送炭,表现出真诚合作的意愿,进一步稳定了与客户的关系。

       由于当时多进口毛织品,就可多出口货物他从而稳占茶、丝外贸出口份额之首。一段时间更垄断广州生丝的贸易。

       创立品牌能否为国际市场提供优质的商品,是行商生存之本。同文孚行定位以货物优质取胜的营销策略,以诚信打造强势品牌。在国际市场中,同文孚行所销的茶叶在市场被公认为具有最佳的品质,成为市场抢手货。

       潘振承通过品牌战略开拓市场,代代相传,成为商业竞争取胜的法宝。而商品价格的制定同样也很重要。潘振承按市场规律定价,即按市场存货量、商品品质、并以接受对方商品多少,来平衡进出口商品价格贸易,双方实际上是以物物交换方式交易,这是节省银元的唯一办法。

       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同文行将资本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在武夷山建立了茶叶种植与加工基地,这与以前中国传统商业的经营模式有很大的变化,可以视为是资本主义萌芽表现。

       同文孚行为了减少国际贸易存在的风险,极重视客户资信评估工作。对客户填密分析,对其履行各种经济承诺及其可信度进行综合评价,细心甄别,剔除不可靠、不稳定者,才与客户建立长期贸易。

       潘振承频繁与外商交流 ,使他锻炼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开放的意识。他善纳西方出现的新事物,引人新的商业成功思维。

       当18世纪6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部汇票在广州使用时 ,他目睹这种金融汇划以票据来办理信贷的优点,节奏快,效率高,资金安全兑现。

       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及时将之引用到同文行的国际贸易金融运作上,成为中国人使用汇票的第一人。

       中外交流

       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广州贸易口岸,也是中西经济文化联系交往与合作的枢纽,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十三行时代达到空前的规模与水平。潘振承等立身于中西方交流与融合的最前沿,可从多方事例瞥见他们在吸纳西方文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所付出重大的努力和所获得的成果。

       广州十三行是西人的进出中国唯一信道,十三行兼负作清宫搜罗西方专才的哨站,由潘振承作猎头,有记录的送京效力的西方才人不少于五批,其中有精于天文、机械、医学、绘画、音乐人才。

       潘振承孙潘正炜所建“听帆楼”绘成画现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这些岭南古典建筑艺术精品深得西方人所喜爱,为世界建筑艺术史的研究增添了一笔财富。广州现尚存的潘正炜在十九世纪年代所建的“潘氏大院”,其东边厢房采用了中式屋架,安装了“改进版”的西方天花吊顶,与尖顶的岭南建筑内部瓦面“叠级而上”,别具一格。建筑结构体验了道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

       1808年,潘振承二子潘有度与卢观恒、伍敦元等合捐数千金,聘邱熹、谭国两人免费为市民接种牛痘,先后有一百万人受益于接种,开创了中国群众性接种牛痘防天花之先。

       潘氏家风

       潘振承成为商界精英后,不忘社会责任,以大笔财富回报于社会。据不完全统计潘家先后以同文行或同孚行名义捐赠社会的各种善款超过百万两白银。

       潘振承的儿孙也承袭了急公好义的传统。儿子潘有度去世,朝廷颁给“乐善好施”的扁额。潘振承孙潘正炜也是爱国商人的代表,在鸦片战争抗御外来侵略中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存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836年,潘正炜与其他行商一起,出资加强广东珠江口虎门炮台的建设。他又通过在新加坡购买英国利物浦工厂生产的新型大炮以加强珠江口的海防,支持林则徐,关天培领导的抗英侵略,成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行者。1841年,又率先捐资26万银元,为广州行商捐助抗英军进城“赎城费”200万银元的八分之一。1842年,潘正炜独资购买了吕宋菲律宾夹板战船一艘,捐作创建中国海军之用。1847年,潘正炜领导广州河南地区及城郊48乡绅士、百姓,抵抗英军欲租借洲头咀土地斗争,并赢得胜利,获得林则徐赞扬,清廷授正炜“毁家纾难”的美誉。

       潘正炜的孙子潘宝磺、潘宝琳均为翰林院编修,先后主讲于粤秀、羊城书院,19世纪末,两人曾与孙中山先生一起倡议创立“农学会”,并给予资金资助。“农学会”是掩护民主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下组织。

(节选自《十三行行首潘振承及其同文孚行》)

 

责任编辑:岭南金融博物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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